中国文学原远流长，上下纵横近 5000 年，作家灿若星辰，作品汗牛充栋。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殷商时期 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 ，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 , 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 25 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 ，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 ( “精卫填微木” ) 、《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 ，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 衒 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唐 朝
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 佺 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
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 ( 包括骈散两体 ) 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
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宋 代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 [ 菩萨蛮 ] 、 [ 忆秦娥 ] 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 ( “春花秋月何时了” ) 、《浪淘沙》 ( “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 (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 、《雨霖铃》 ( “寒蝉凄切” ) 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 ( “十年生死两茫茫 ) 、《水龙吟》 (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 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 ( 赤壁怀古 ) 、《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 ) 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 ( 寻寻觅觅 ) 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 ( “醉里挑灯看剑 ) 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 ( 千古江山 ) 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 ( “更能消几番风雨 ) 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 ( 茅檐低小 ) 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 偁 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
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改革家坚定的立场和杰出的辩才。三苏中的苏轼，其散文多种体裁俱备，自由挥洒，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代表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文与可画赏雪谷偃竹记》，在卓越的文艺见解的表述中体现出作者幽默洒脱的个性，既是文论名篇，又是散文力作。他的《前赤壁赋》，《后亦壁赋》，兼有辞赋的体格和散文的气韵，形象性与哲理性紧密结合，水乳交融，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欧、王，曾、三苏加上唐代的韩、柳，被后世尊崇为‘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一直是后入学习古代散文的楷模。此外，由于两宋理学盛行，在重道轻文观念指导下，理学家写了很多谈性说理的简古散文，还有多用民间口语的语录体作品，代表作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
宋代的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在唐代讲唱文学的基础上演化产生了话本，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滥觞。《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是宋话本中的名篇。宋代的南戏是产生在永嘉一带的地方戏曲，与北方的杂剧并称成熟的中国戏剧。金代 的诸宫调也值得重视，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结构安排、叙事手段和人物心理刻画方面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成为元代王实甫写作《西厢记》杂剧的基础；此外，金代第一大作家元好问，经历坎坷，蒿目时艰，写作了不少感慨悲歌的诗词，有苏轼雄爽俊拔之风，其成就足与两宋优秀作家相当。
元 代
元代文学以戏曲著称，元杂剧以它高度的社会历史价值、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体制，开辟了我国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书会才人出身的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和前期剧坛领袖。他的剧作，不论是公案剧、爱情剧还是历史剧，如《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善于将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融成一体，当行本色，雅俗共赏，是元杂剧中的第一流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通过崔莺莺 和张 君瑞的爱情纠葛，精心表现了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和复杂内心活动，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追求美好爱情生活的理想，是元杂剧中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珠。重要的杂剧作家还有康进之、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著名的杂剧还有《李逵负荆》、《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倩女离魂》等，本本都是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有的至今还活在戏曲舞台上。元末杂剧衰微，南戏又复盛行，出现了像高明《琵琶记》这样的杰作。南戏的兴盛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
元代还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就是散曲。一般所说的元曲，是杂剧与散曲的合称。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子，又叫“叶儿”：套数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联缀而成。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的内容十分广泛，讥时、叹世、隐逸、闺怨，无不涉及，而最多的是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之作。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以关汉卿和马致远为代表，关汉卿的 [ 南吕·一枝花 ] （不伏老）套曲质朴自然，诙谐泼辣；马致远的 [ 天净沙 ] 《秋思》情景交融，堪称“秋思之祖”。元代后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而趋于雅正典丽，与词很难区别。张养浩的 [ 山坡羊 ] 《潼关怀古》结句精警，风格也与张、乔散曲迥异，在元曲中不可多得。元代其他重要的散曲作家还有白朴、雎景臣、贯云石、徐再思、刘时中等。
与杂剧、散曲的成就相比，元代正统诗文相对衰落，没有出现特别杰出的作家和作品。
明 代
城市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市民势力不断增长，适应市民文化娱乐需要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特别昌盛，而正统诗文则不免相形见绌。
一种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在明代出现了。现在所见的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作品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它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书中“拥刘反曹”的基本倾向，反映了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几个主要人物如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等，写得比较出色，但总的来说性格描写不同程度有点定型化。明代另一部长篇巨著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小说艺术地表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并突出了“官逼民反”的进步主题。不少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活跃生动。全书以招安的悲剧结局，艺术上后半部不及前半部那样有光彩。
明中叶以后，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潮。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公案小说，各有佳作问世，留传至今的尚有五、六十部之多。其中如吴承恩所写的神魔小说《西游记》，通过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艰难历程，特别是通过寓人于神、人神合一的孙悟空形象，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和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直接取材于明代社会生活，它对当时官场市侩某些世态人情的深刻表现，在古代小说中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有些色情描写，与刻画性格、揭露社会病态均无甚关系，没有审美价值。
明代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拟话本。这是一种文人模仿民间话本而创作的案头文学。著名的拟话本结集，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濠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拟话本作者的艺术笔触，涉及到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着重对市民阶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的生活及心态进行了描绘。最精彩的篇章，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但在拟话本作品中也流露了因果报应、宣扬色情等错误思想和不健康情趣。
在戏曲领域，明传奇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尤其在明后期，传奇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汤显祖所写的爱情剧《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爱情波折，表现了古代青年妇女争取自由幸福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该剧细腻的性格描写，瑰奇的艺术境界，优美动人的文辞，显示出汤显祖卓越的艺术才能。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的传奇作品，有李开先《宝剑记》，梁辰鱼《浣纱记》和相传为王世贞作的《鸣凤记》等。由于传奇创作的繁荣，剧作家内部还发生了主音律的吴江派 ( 代表人物沈 璟 )
与主才情的临川派 ( 代表人物汤显祖 ) 之争。明代杂剧也有一些较优秀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和徐渭的《四声猿》 ( 包括《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四个杂剧 ) 。
诗文领域里，明初刘基、宋廉，高启的作品较有社会现实内容。而后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继起，统治文坛几十年之久。针对“台阁体”那种歌功颂德、空廓浮泛的萎靡文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及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复古相号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但其末流陷于刻意模拟，了无生气。“后七子”中的宗臣，虽然声名并不显赫，他的散文却较多新意，《报刘一丈书》传诵至今。有见于“前后七子”狭隘复古倾向的流弊，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自觉提倡学习唐宋古文，人称他们为“唐宋派”。“唐宋派”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他的散文善写日常生活琐事，即事抒情，淡而有味，浅中有深，《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沧浪亭记》等名篇都具备这样的特色。真正起来反对拟古主义的，是以三袁 (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 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来自李贽的‘童心”说，给拟古倾向以猛烈的冲击；他们的散文以抒情小品、游记、尺牍著称。但其末流显得浮浅油滑。继而有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出来纠弊。他们的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艺术宗尚“幽深孤峭”，别具一格，趣味比较偏狭。经过“公安”、“竟陵”两派作者的不同探索，晚明小品文特盛，直到明末张岱的小品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都成为明代散文中颇见光彩的一部分。明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气氛中，出现了复社、几社提倡复古的爱国诗文，陈子龙、夏完淳是其杰出代表。纵观自明中叶以后，诗文运动先后出现了不少文学流派，概括起来一直是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力量相互消长，直至明亡。
清 代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文学史上中国古代文学以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 鸦片战争为下限，以后便是近代文学阶段。在这一时期，清王朝为巩固统治，平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知识分子施行高压与笼络两手并用的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又用科举制度来网罗为清廷效劳的文士。因此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复兴但又无法超越前代的时代。小说、戏曲继明代之后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诗、词、散文、骈文领域作家众多，流派林立，成就斐然。
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当是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顶峰。《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活动的精微深刻的描写，成为表现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各种生活和各种人物的百科全书。作者巨大的语言艺术表现才能，塑造了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等一大批令人百读不厌的典型形象。另一部长篇巨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褶子式的独特结构，显示了社会和儒林的种种病态，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讽刺杰作，对晚清谴责小说有极大影响。清后期有李汝珍的《镜花缘》，反映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的民主性见解，但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都显得逊色。就文言短篇小说而言，最优秀的是清初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小说艺术成果于一体，用众多的花妖狐魅故事，曲折地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歌唱爱情；情节变幻离奇，引人入胜，即使是写非现实世界的人物，也极富人情味。《婴宁》、《罗刹海市》、《崂山道士》等都是其中警策动人的篇章。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也是聊可一观的笔记小说。
清代戏曲清初有吴伟业是《秣陵春》，李玉的《清忠谱》。杰作当推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一剧，对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悲剧这一流传日久的传统题材进行了改造，注入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情节动人，富于抒情气氛。《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 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做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较好统一。清代传奇在出现了“南洪北孔”的创作高潮之后，便日趋衰微了。随后地方戏曲逐渐兴盛起来，成为近代京剧和其它地方剧种产生发展的基础。
清代的诗、词、散文、骈文，虽然总的成就未能超越前代，但是名家迭出，流派众多，也不可轻视。明末清初的诗坛上，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不满清廷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作往往悲壮沉郁，感慨深远。钱谦益、吴伟业也是清初有特色的诗人。王士祯提倡“神韵”，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一般文人屈服于
朝廷的政治压力，纷纷钻入故纸堆，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风。影响到诗坛，虽然各种诗说、诗派蜂起，但远离现实斗争，学古、尊古、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如沈德潜之“格调说”，翁方纲之“肌理说”，大旨不外乎此。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能不被时风所染，较有特色。词至清代又呈“中兴”气象。词家辈出，词作繁富，探讨创作之风特盛。清初词坛，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其词逼近南唐李煜，在清初自成一家。清中叶以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起而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散文方面，清初重要作家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被称为“国初三大家”。侯方域所作人物传记《马伶传》，写伶人刻苦学艺的故事，一石双鸟，耐人寻味。清中叶出现了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 櫆 、姚鼐，讲究古文“义法”，以“清真雅正”风格为宗，其影响直至“五四”时期。另一个散文流派“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实是“桐城派”的一个支流。清代骈文也呈复兴之势，足以和散文抗衡，较有成就的作家有陈维崧、袁枚、洪亮吉、汪中等。
在创作繁荣的前提下，清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也相应得到发展。从宋元开始出现的诗话、词话，在这一时期又产生了许多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多样性特点的著作。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也成绩卓著。清代曲论就理论贡献而言，当首推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在明人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等论著的基础上，结合舞台演出实践，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戏曲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编剧理论和戏曲表演理论，把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清代文学理论成果是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一份具有民族特色的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是一个向新文学过渡，被称为 “ 近代文学 ” 的阶段。这阶段的特点：一方面，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抗拒新思潮的正统文学，虽然日渐陷于窘境，但仍在不断挣扎。
在诗文领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是首开文学新风气的人物。他的诗富于政治敏感，独辟蹊径，代表作《己亥杂诗》为论者所重。同时的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出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戊戌变法前后，改良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推誉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梁启超自己的散文，导源于龚自珍，打破了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务为平易畅达，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少年中国说》、《论毅力》等说理文章，气势磅礴，铺张淋漓，颇有魅力。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秋瑾是当时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激昴慷慨，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邹容、陈天华等相继写作了通俗化古文和白话文。以守旧复古为特征的传统诗文，仍活跃于一时。诗歌方面，先后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古文则产生了梅曾亮、曾国藩、黎庶昌等名家，号称“桐城派”中兴。词则有常州派的推衍发展。这些诗文流派大致只是在形式技巧上或模拟，或翻新，始终没有找到新的出路。
近代小说，在初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格调不高、平庸落后的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后经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鼓吹倡导，谴责小说盛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一般不高。辛亥革命后，还出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都较低下。除创作外，林纾等人还用古文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
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一大批地方戏曲趋于定型成熟，京剧则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剧种。梁启超发起戏曲改良运动，试图以杂剧、传奇的形式鼓吹政治改良，但成就不大。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话剧开始在我国兴起，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春柳社、进化团等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最早发生变化的是诗歌创作。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批白话诗，胡适的《尝试集》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诗集。汪静之、冯雪峰等组成了“湖畔诗社”，他们多写情诗，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诗风雄浑豪放，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其中的《炉中煤》是著名的借物言志的爱国诗篇。二十年代后期，“新月派”崛起，试图使不加节制的自由体诗格律化。新格律体诗的代表人物是闻一多。他的诗集名为《红烛》、《死水》。收在《死水》中的诗篇《发现》、《一句话》，喷发出火热的爱国激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徐志摩、朱湘也是“新月派”中很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时期还有象征派的兴起，代表人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模式，喜欢捕捉朦胧的境界，追求诗歌音乐和形式的美，语言趋向欧化。同样受象征主义诗风影响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早年诗作《雨巷》著名，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说明他跳出了个人的狭隘圈子，致力于对个人和民族的坚贞气节的追求，是思想性较强的一篇作品。三十年代初‘左联”成立后，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发扬，殷夫，蒋光慈、胡也频等诗人以极大的热情写作革命诗歌，讴歌无产者的光辉形象。殷夫有著名的诗集《孩儿塔》。在“左联”领导下，还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社团——中国诗歌会，成员有穆木天、杨骚等。当时著名的诗人还有艾青、田间和臧克家，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田间的《致战斗者》，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都是一时名作。四十年代，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诗歌创作特别活跃，优秀的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 ) ，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竟的《漳河水》。国统区也有“七月诗派”胡风等一批诗人用诗歌为战斗武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腐朽没落社会现象，歌唱人民美好的明天。 “五四”以后，小说创作获得了丰收。鲁迅的《狂人日记》，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一重大问题，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发轫之作。《风波》、《故乡》、《阿 Q 正传》、《祝福》等篇，都收在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之中。鲁迅的小说以熟练老到而又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典型形象，概括了异常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坚实基石。茅盾、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组织起“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倾向于现实主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建立了“创造社”，其中郁达夫的小说成就最高，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以大胆的情怀袒露，夸张的陈述咏叹，构成了作品浪漫而伤感的情调。“左联”成立，促进了进步小说创作的发展。茅盾的《子夜》以宏大的规模，真实描画了三十年代初上海的社会面貌，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是这一时期最出色的创作成果。丁玲，张天翼、
柔石、沙汀、艾芜、萧军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写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同样成绩卓著，巴金的《家》（加上后来写成的《春》、《秋，》合称《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叶圣陶的《倪焕之》，沈从文的《边城》，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小说创作闪耀出光彩，张天翼的《华威 先生》，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山野》，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作家努力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逐步结合，他们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村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革，着力刻画了前所未有的工农兵新人形象。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都洋溢着群众生活和革命斗争新鲜活泼的生气。
现代戏剧文学以话剧为主体。“五四”时期即有一批先驱者开始做西方话剧创作的介绍和引进工作。二十年代初，民众戏剧社、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等先后成立，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现代话剧创作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洪深，他们的作品浸润着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戏剧家的队伍中又增添了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一批有才华的作者。曹禺的《雷雨》、《日出》，通过家庭的和社会的悲剧，表现了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标志着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贯注着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在艺术上，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着，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在抗日斗争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多角度地反映抗战生活的优秀剧作，如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夜上海》，陈白尘的《岁寒图》等不断问世。这一时期历史剧大放异彩。郭沫若的《屈原》借古讽今，感情炽烈，诗意浓郁，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其它历史剧作品尚有陈白尘的《太平天国》、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在革命根据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下，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贺敬之等人执笔的《白毛女》，具有鲜明的斗争精神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风格，是新歌剧的典范作品。
现代散文创作，是在吸收外来思潮和接受中国优秀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促使了大量议论散文的诞生，李大钊、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类作品，短小精悍，锋芒毕露，兼有战斗性和文学性。鲁迅的杂文最富有批判力量和艺术光彩。他所写的杂文编成了《热风》、《坟》、《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十七部杂文集。另外还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都是玲珑优美的散文精品。冰心擅长写抒情性散文，赞颂母爱、童心和美好的自然风光，文笔清新隽秀，极富诗意。《寄小读者》是她最重要的散文集子。郁达夫以写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他用闲适的笔调抒发感时忧国之情，感情率真，行文如行云流水。朱自清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以写散文著称，而且艺术风格比较多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铱，情景交融，而《背影》则写得本色白描、深情动人。报告文学是在现代产生的一个散文新品种，早期作者有瞿秋白、柔石、韬奋等，最有成绩的作者是夏衍。他的一篇《包身工》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此外沈从文、叶圣陶、徐志摩、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散文，各呈异彩，造就了现代散文创作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